由于其中的严格考核是否能够被理解为经过系统的职业训练还不得而知，而且从用语本身来看也很难作这样的牵强解释，因而可以认为，《法官法》在规定了统一司法考试之后，并没有随之提出系统的技能训练的要求。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7000余件。三是体现制定法律与修改法律并重的原则。

下面我想顺着立法当局比较的思路，就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尤其是立法当局在法律体系建设的认识和实践上所表现出的主要技术特征，做如下四个方面的概括，即理性主义的建构思路、国家主义色彩、立法中心－行政配合的运作模式以及简约主义的风格。国务院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600余件。在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构建实践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一直是最重要的担当者，在总体上承担了法律体系建设的设计、部署、协调和实施工作。本文的旨趣是对策性的，因而在形态上有别于基于学理线索和文献详备的专题论文。2、  立法成就的数量统计 中国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一直高度重视立法工作，立法成就引人注目。

比照法学理论中将法律规范视为法律体系的基本元素或构建单元的认识，这给人造成了似是而非的错觉。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构建，大致可以称之为是以立法为中心、以立法机关为主要载体的立法构建。法官通常是由各州司法部长从通过两次考试者的佼佼者中任命。

可以预期，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贯彻实行，上述地区司法官短缺的问题将会得到有效缓解。再如，在条文规定方面要注意制度规范的刚性和可操作性。也可以是横向对比，如与域外的情况对比，发现中国的司考门槛并不高——但这里有一个可比性问题。《法官法》是关于法官制度的法律，其目的应该在于保障法官权益、规范法官管理、维护法官职业的整体品质。

尤其是，在现阶段我们不能假设法官自身不愿意到期退休。要回答不同地区的司法官是不是短缺的问题，会涉及诸多复杂因素的考量。

例如，我们说法治应该是法律家的统治，律师应该成为法制改革的旗手，法官应该是法律帝国的君侯，法官应该有更高的薪给、享有各种身份独立的保障等，都是以法律从业者已经成为一个专门职业的群体为前提的。同时，它也为有关法官职业和法官制度的相关理论研讨，提供了既确定又开放的话语空间。简单地说，就是在严格法官遴选条件、保证法官职业的高品质的前提下，主要以任职资历为主来确定法官的等级并设定相应的薪酬待遇，而不是把法官等级简单地同法院的级别、在法院内担任的职务相匹配。具体地说，他应该知道道德是关于是非、善恶的判断，它不同于美丑、真假、神圣和世俗、称职和不称职等价值判断。

正视眼下法官职业在构成、素质等方面的现状，以及迄今国家和社会对法官的角色期待并不意味着要安于现状，而是为了表明，对目标的追求必须脚踏实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生活表述有必要转化为法律表述，并赋予在法律上可操作、可评估的含义。法律职业与其他专门职业一样，都是以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作为自己的力量源泉的群体。从法律家养成的角度看，统一司法考试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正是这种充足的道德内涵，才有效地支撑和巩固了法律职业的社会地位。有没有钱、钱多钱少，与会不会腐败、抗腐败能力的大小，可能并没有什么稳态的正相关关系（是否有反相关关系似乎也很难说），因为那取决于各种复杂的因素。

由此说来，可能我们要讨论就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许多比较发达地方基层法、检两院的司法官短缺问题。随着社会生活趋于复杂多样，对从事法律职业所需要的学习和训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在后者，司考门槛高低意指司法考试结果对进入法律职业的影响。它所遵循的不只是赚钱的要求，也不以赚钱多少来衡量、评价职业成就的高低。诚如英国法官科克所言：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那么，什么是内在视角下的法律职业道德的意义呢？从法律职业的形成来看，法律职业道德在其中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法律职业道德的支撑，就不会有现代法律职业。何为道德评价？这是道德认知中最初始的问题。法律家是指专长于法律知识和技巧的人，在现代社会，一个人是否能够被称之为法律家，要看他或她是否经过系统的法律教育和学习，通过专门的考试和培训，从而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资质或资格。

由此，我想引申出以下两点： 第一，考虑到中国法官在构成和素质方面的现状，如果法官培训不限于高层，那么就不能不成为一个比较宽泛的话题。对此，我想简单地谈五点看法： （1）如果我们以为法官职业代表了法律职业的高水平，做法官像在英美国家那样被当做是从事法律职业者的一种令人羡慕的成就，同时，如果我们还以为法官职业在组织构造上的封闭性对其品质有不利影响，那么，基于上面对律师一词双重含义的辨析，我们应该考虑的是从具有律师或法律家的身份资格的其他法律职业者中选法官，包括执业律师、检察官、政府法律官员、法律教师等，而不只是从执业律师中选法官。

比如，见诸于媒体的报道说，贵州检察机关编制在5500人左右，现在空编竟达1000人。法律职业道德之所以重要，从内在视角来看，就在于它与法律职业的这些品质密切联系。

从理论上说，延缓法官退休年龄也是顺理成章、不言而喻的。第12条规定：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

所谓身份特权意指：凡是公民享有的权利而不因法官身份受限制的，无需在法官权利中重复规定。由于目前在道德问题的认识上笼罩着某种强烈的社会政治氛围，比如社会大众要求遏制法律领域的腐败，执政党制定并推行以德治国的方针，以及司法决策层顺应时势部署安排围绕职业道德建设的教育整顿活动等，就使得人们在开展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时、在对法律职业道德重要性的认识上，表现出明显的时势政策倾向。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最适合于像法律职业这样的专门职业，也最应该为专门职业的从事者所信奉。到期退休，可能是多数法官的意愿。

而去过西部做调研的人都了解，在地广人稀、发达程度较低、风俗习惯殊异的大环境下，法、检两院的案件量是比较少的，人浮于事的状况并不少见。道德教育就是要使人们在辨认道德评价的独特性的基础上，认识到自己行为所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

40岁以上的，要接受半年到一年的专职培訓，按照大学法律专业课程设置进行强化学习。在法院内部担任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应该具备法官身份。

另外，就在职法官的培训而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也是有同有异。即使不考虑案件类别、纠纷解决观念等复杂因素对司法资源耗能的影响，在东部和一些中心城市面临诉讼爆炸的局面下（想想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年审理5万多案件的情况），这些地区司法机关的人均办案数量肯定普遍会高于西部或其他地区。

从司法需要、司法功能出发看问题，还有助于我们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形成更加准确的判断和应对思路，如从物质待遇和职业保障上大大增强司法官职业的成就感，以此为先机，切实提升职业品质和工作效能。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社会各地区在整体发展水平上巨大落差，就更是如此。二、从法官精英化到法官职业化 近一个时期来业界人士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法院队伍建设，与此相伴，则出现了法官职业化的提法由学术话语向官方话语的延伸和转化。而它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个法治进程究竟将起到什么样的推动作用，虽一时难以说清，却也让人确有所感。

议论的广泛程度和频繁程度，直接促成了今年3月9日中央组织部、中编办、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共同制定发布了《关于缓解西部及贫困地区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法官、检察官短缺问题的意见》（下简称《意见》）。法律职业道德不仅使法律职业具有足够的职业道德内涵，而且还因为这种职业道德所贯穿的服务于社会的精神，而使它同时具有充分的社会道德内涵。

虽然该条文紧接着作了开口规定：本法施行前的审判人员不具备前款第六项规定的条件的，应当接受培训，具体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以及适用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学历条件确有困难的地方，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确定，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将担任法官的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专科毕业，但是它毕竟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对法官的学历条件提出了明确的高要求。法官职业化的提法显然承继了此前法院内部流行的法官精英化的提法。

或者获得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工作满一年。其二，说英美是从律师中选法官，可能要特别注意分辨律师一词的两层含义，即职业含义的律师，和身份资格含义的律师。